推荐配资平台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或ESG报告中环境议题选择与披露实践研究——以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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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重塑与国际治理体系加速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念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已突破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范畴，成为重塑全球商业规则、驱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及价值创造的核心战略要素。2024年4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7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11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以下统称《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标志着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从以往的鼓励性披露模式，正式迈入对特定上市公司实施强制性披露的新阶段。在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体系中，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已经成为继财务报告之后，全面展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关键载体。

近年来，我国汽车行业发展迅猛，已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新引擎，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与出口量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不仅需要遵循境内关于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同时还面临着汽车出海或出口所在地区日益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披露监管。基于此，本文聚焦境内外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发布的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系统归纳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议题选择与披露的现状，深入对比分析报告中披露的环境议题及内容与《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的契合度，以及境内外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并最终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议题选择与披露建议，以期为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编制与披露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提供一些帮助。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议题选择与披露现状分析

1.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研究对象选择

为提高本文研究对象的时效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已经披露202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涵盖范围广泛，在上市地点方面，包括仅在境内上市、仅在境外上市以及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在企业类别方面，涉及央企、国企以及民营企业等不同性质的企业。另外，本文综合参考MSCI、华证指数等权威ESG评级机构的评级排名，重点选取排名靠前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以期为汽车行业环境议题的科学选择与规范披露提供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参考依据。

2.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议题选择与披露的依据及标准

（1）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议题选择与披露的编制依据

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议题披露的标准与要求方面，境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国际机构以及社会组织均颁布了相应的披露准则和标准。例如，中国内地三大交易所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中国香港联交所发布更新后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守则》（以下简称《守则》），欧盟发布的ESRS准则，以及国际机构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发布的GRI标准、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ISSB）发布的IFRS准则等。同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还编制了《中国汽车行业ESG信息披露指南》，也为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披露工作提供了行业专属的参考指引。

通过对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的研究发现，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在披露依据的选择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部分在境内上市的车企已经提前参照三大交易所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开展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披露工作，如上海某汽车公司、赛力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力斯）等。另外，存在部分境内上市车企不仅依据境内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来披露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还会参照其他准则来披露，如上海某汽车公司还参照GRI标准进行可持续信息披露，赛力斯还参照联合国SDGs进行披露。同时，也存在部分境内上市车企尚未以《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作为披露依据，依旧沿用之前深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3号——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的相关要求进行披露。

对于境内外同时上市的车企，其披露依据更为多元，除了遵循中国内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以及境外上市所在地国家或交易所发布的准则外，还会广泛参照国际标准进行披露，如深圳某汽车公司作为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企业，除了依据《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和香港联交所《守则》来披露可持续报告外，还参照欧盟的ESRS、GRI、联合国的SDGs、ISO26000来进行议题的选择与信息披露。又如广州某汽车公司在参考了GRI标准的基础上，还参考了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制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ESG信息披露指南》进行信息披露。

对于央企控股或地方国企性质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其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披露工作还会严格依据国务院国资委或地方国资委的政策文件进行。如重庆某汽车公司依据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来进行议题选择与信息披露；又如上海某汽车公司依据上海国资委发布的《上海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体系》的要求进行环境议题的选择与信息披露。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在选择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披露依据时，普遍倾向于在满足上市所在地区及主管机关披露要求的基础上，广泛参考国际机构标准和社会组织标准。这种做法有助于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在确保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披露合规的前提下，显著提升披露信息的可比性。统一的国际标准能够有效降低投资者、消费者、监管机构的信息解读成本，尤其对于开展跨境融资、海外业务的汽车企业而言，可以有助于避免因标准差异导致的信息误解或投资壁垒，从而全面、充分地展现车企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2）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议题选择的标准与方法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上市公司通过双重重要性（财务重要性和影响重要性）评估机制来进行议题的选择，并确定议题披露的框架，同时要求披露对议题重要性进行分析评估的具体过程。[1]其中，财务重要性要求企业应当结合所处行业与经营特点，识别每个议题是否预期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对公司商业模式、业务运营、发展战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融资方式及成本等产生重大影响；影响重要性则要求企业识别在相应议题上的表现是否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香港联交所发布的《守则》也对重要性原则作出规定，要求ESG报告应当披露：(i)识别重要环境、社会及管治因素的过程及选择这些因素的准则；(ii)如发行人已开展持份者参与活动，需对已识别的重要持份者进行详细描述，并披露发行人持份者参与的过程及最终结果。[2]

实践中，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在环境议题选择的标准与方法上，通常遵循以下步骤：首先，根据国家政策导向、企业自身发展规划、汽车行业重大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信息或ESG信息披露标准等多方面因素，识别和构建重要性议题库。其次，运用双重重要性原则，或者从对企业发展重要性、对利益相关方重要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开展利益相关方调研与企业内部深度析评估，筛选属于企业的环境议题；再次，针对筛选出的环境议题进行权重分析及重要性排序，制定行动计划，并最终对这些议题予以披露。

以广州某汽车公司为例，其议题选择标准以双重重要性为核心，具体过程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结合集团自身现状及所处行业背景，综合开展政策趋势分析、梳理集团发展规划、剖析集团商业关系、研究披露标准等工作，形成重要性议题库。其中，政策趋势分析紧密围绕国家宏观政策及监管机构要求，深入研究国家及各省市针对汽车、交通、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政策法规，以把握汽车行业可持续发展趋势；集团发展规划则依据集团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年度商业计划，识别对集团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议题；集团商业关系方面，其根据集团上下游价值链和行业特性，梳理出与行业切实相关的关键ESG议题；披露标准分析则会综合参考各主体披露标准，以识别最新要求。第二阶段，其根据第一阶段的分析结果建立议题清单，通过尽职调查、科学的风险管理等内部流程来识别出环境议题。第三阶段，其结合自身所处行业和经营业务特点，通过开展利益相关方沟通、进行同行对标和内部研判等方式来评估议题对集团的财务重要性或影响重要性。第四阶段，针对经评估确定的双重重要性议题，制定并实施行动计划，并在报告中进行重点回应与披露。

而广州某新能源汽车公司的议题选择标准则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为核心，同样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其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公司发展规划、ESG披露标准、行业重大议题、同行议题对标等五个方面，搭建重大性议题库。第二阶段，其通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并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广泛收集董事、管理层、员工、客户、投资者、合作方、媒体、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将其作为重大性议题的筛选依据。同时，其邀请多名董事参与填写重大性调研问卷，以充分了解他们对议题的关注情况及ESG管理建议。第三阶段，是开展深入的议题重大性分析和审阅工作，对议题调研结果进行细致分析，合理确定各利益相关方的权重，从对企业发展重要性和对利益相关方重要性两个维度进行排序，并对筛选结果进行严格审核。第四阶段，针对筛选出的重大性议题制定并实施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及时披露行动进展情况。

3.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议题选择的范围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特定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环境议题具体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处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合规管理、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循环经济等8项环境议题。《守则》则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气候相关信息、排放物、环境及天然资源、资源使用4项环境议题。实践中，根据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车企环境议题的选择与披露的范围较为广泛，绝大部分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在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或《守则》要求的环境议题的基础上，会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并非完全按照规定的顺序和名称进行披露，而是会将相关环境议题进行合并或拆分，形成独具企业特色的披露方式。

如浙江某智能电动汽车公司在2024年ESG报告中，其将环境议题披露分为三大类共6项议题。其中，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管理等五个方面进行详细披露；能源资源可持续利用议题进一步细分为环境管理体系、能源资源管理、污染物管理、资源循环利用等四项议题；此外，还单独设置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再如重庆某汽车公司在2024年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中将环境议题披露分为两大类共6项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方面，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气候战略及目标、全生命周期低碳管理等六个方面展开披露；能源资源利用议题则包括环境管理体系、能源资源管理、污染物与废弃物管理、助力循环经济、保护生物多样性等5项议题。

4.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环境议题披露的具体内容

（1）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议题是《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守则》以及欧盟ESRS准则、IFRS准则、GRI标准等普遍要求企业披露的重要环境议题，其披露框架通常涵盖治理（管治）、战略、风险管理（风险与机遇管理）、指标与目标等四个部分。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中，各企业均以单章或单节的形式对该议题进行披露，多数上市公司按照前述披露框架进行披露，部分企业还在框架基础上进行了内容补充与拓展。

如北京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在2024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参照IFRS S2的要求，按照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的框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披露。在治理方面，其成立了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工作组，建立了气候管理办法和内部沟通机制，来统筹公司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并下设总体组、低碳产品组、低碳生态组分工协作。在战略方面，该汽车公司基于政策要求与行业特点，识别评估公司面临的气候风险和机遇，结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阶段，采取应对措施。在风险管理方面，其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风险管理体系，评估风险后根据风险重要性进行分类排序，完善监控措施，并持续根据风险重要程度更新应对策略。在指标与目标方面，该汽车公司制定可减排目标与行动计划，披露了范围1、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加强气候相关指标与目标管理。

又如浙江某智能电动汽车公司在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框架基础上，额外增加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管理内容的披露，具体涵盖汽车产品绿色设计、绿色材料选用、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包装、绿色物流运输等环节，突出从产品设计研发到销售终端的全流程碳排放控制等内容。重庆某汽车公司同样在标准框架之外，进行了全生命周期低碳管理的披露，内容涉及绿色设计、低碳产品、绿色材料、绿色供应链、绿色制造、绿色包装、绿色物流方面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示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

再如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深圳某汽车公司在框架基础上着重披露了价值链减碳内容，如其积极与供应链企业沟通供应链减碳目标，将对供应商的减碳要求写入供应链管理相关制度；推动供应商扩大绿电使用比例，推动节能技改降低运营过程碳排放等内容。在温室气体排放范围披露方面，其除了披露范围1、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外，还按照员工差旅、员工通勤、与燃料和能源相关的活动等类别，披露了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量。另外，广州某新能源汽车公司也对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了披露，并针对外购商品与服务、员工差旅、员工通勤等不同排放类别，进行了相应的披露。

（2）排放物管理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将排放物管理分为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处理两个议题，《守则》则将其统称为排放物议题。GRI标准等其他相关标准中，也包含了关于污染物、废弃物排放的披露要求。实践中，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主要聚焦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废弃物（通常分有害废弃物、无害废弃物分别进行披露）、噪声等排放物的管理工作，并在报告的指标绩效表中对排放量等数据进行披露。

如广州某汽车公司在2024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在排放管理议题下设置了污染物管理、废弃物管理两大板块，分别披露了下属各投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具体管理措施与治理体系。在污染物管理方面，其某下属汽车公司设立了污水处理站和配套设施，有效处理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污水站采用二级物化处理和一级生化处理，进行加药交办混凝、斜板沉淀、水解酸化等措施；废气治理方面采取涂装浓缩转轮、RTO焚烧炉和闪干废弃设施等设备，确保污染物排放合规。在废弃物管理方面，该汽车公司同样分下属企业分别披露废弃物管理措施，强调企业在废弃物管理制度方面具有优势。该汽车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最后汇总了关键绩效表，集中披露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类物质的排放量，如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COD、BOD、氨氮排放量、VOCS排放量等水污染物排放量；还披露了有害、无害废弃物的排放总量与排放密度等数据，通过量化指标直观呈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3）环境合规管理

环境合规管理议题是《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等境内准则中要求披露的议题，要求特定上市公司披露对环境事件的风险评估过程、预防相关风险的管理措施、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总体情况，以及重大环境事件情况，受行政、刑事处罚等情况。然而，《守则》、GRI标准等境外披露标准并未对此作出特别要求。

实践中，中国境内上市的车企普遍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中对环境合规管理议题进行了披露。如重庆某汽车公司在能源资源利用部分披露了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内容，提及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任何突发环境事件及环保行政处罚事件，并且还披露公司在环境影响评估、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及预防、环境应急演练等方面的实践情况。又如浙江某智能电动汽车公司在能源资源可持续利用议题下披露了环境管理体系内容，包括说明公司全年未发生任何与环境或生态问题有关的行政处罚，并披露了公司的环境应急管理措施等情况，如公司在领导层面设立环保领导小组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构，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政策文件，全面开展环境风险识别、更新环境因素清单、制定应对措施等方面的举措，还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检测、开展各类环境培训等内容。

（4）能源资源管理

在能源资源管理议题领域，不同准则呈现出规范差异。《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将能源利用和水资源分为两个议题，能源利用议题要求企业披露能源使用的基本情况、清洁能源使用情况、能源节约目标及具体措施等能源利用方面的内容。水资源议题要求披露水资源使用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总耗水量及使用强度）、水资源节约目标与具体措施、水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及水资源使用存在的具体困难等内容。《守则》将能源与水资源合并为“能源资源使用”单一议题；国际通行的GRI标准和IFRS准则进一步细化，分为“能源、水资源和污水”“能源、水和污水管理”双重议题，这种标准差异直接影响企业披露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从行业披露实践来看，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普遍将能源资源管理与水资源管理纳入ESG报告核心内容。以广州某新能源汽车公司2024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为例，其在主要绩效表中披露了能源资源相关指标，能源维度涵盖了能源总消耗量、单位产值能耗（能源总密度）、直接与间接能源消耗结构，以及汽油、柴油、天然气等细分品类消耗数据；水资源维度则包含总耗水量、耗水密度、政府供水占比、循环用水效率等关键指标。在管理措施披露方面，其采用“目标-制度-实践”三位一体模式，披露了节能减排与清洁能源应用目标，还披露了能源管理规范、日常运营以及生产环节节水技术应用等举措。

但也存在部分境内上市公司在水资源利用信息披露方面的实践与《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未完整披露水资源利用信息等情况，如有些车企仅披露了直接用水总量、重复用水量信息，未涵盖节水目标及强度指标；或者仅披露了万元工业总产值水耗、重复用水率，缺乏对总耗水量及节水措施的系统性披露；还有部分车企仅披露了取水量、重复用水量等信息，难以全面反映水资源使用的基本情况、水资源节约目标与具体措施等企业水资源管理全貌。

（5）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议题作为汽车行业绿色转型的关键领域，在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准则层面呈现出多维要求。《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特定上市公司披露循环经济的目标、计划、措施、成效及进展方面的内容。香港联交所《守则》未专门设置循环经济议题，但在资源使用议题下的指标对循环经济有所涉及，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包装材料的使用情况。

在实践层面，头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普遍披露了循环材料使用、电池回收利用、车辆及零部件的回收利用等信息，并形成可供借鉴的披露范式。如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深圳某汽车公司在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采用“设计-材料-回收”全链条披露策略：在可持续设计方面，其披露了产品开发、建设运营等过程中，通过优化技术路线、创新研发轻量化材料、可持续建筑设计等方式实现的资源减耗成果；在绿色材料方面，其重点披露了回收循环材料应用比例及有害物质管控替代方案等信息；在循环回收利用方面，其披露了整车材料回收率、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体系、回收方案、绿色包装技术创新等核心内容。又如杭州某汽车公司在2024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聚焦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披露了电池绿色生态设计、回收效率提升路径及梯次利用商业模式等信息。

然而，行业内仍存在披露同质化与深度不足的问题。部分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仅罗列循环材料使用数据，缺乏对技术创新、成本效益及社会效益的分析；在电池回收领域，多数企业未披露回收网络覆盖范围、合规处理流程及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此类问题可能导致循环经济披露沦为数据堆砌，难以有效传递企业可持续发展价值。

（6）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设置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要求特定上市公司披露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与生物的影响。《守则》则设置了环境及天然资源保护议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表现。

实践中，部分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披露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如广州某汽车公司在2024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构建了“评估-风险-管理”的披露框架，其披露了企业系统评估汽车产品从研发设计到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依赖程度，识别出自然资源短缺、栖息地破坏等核心风险，并提出“避免-减少-恢复-转型”四级管理策略。例如，在生产基地选址环节，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评估标准，主动避让生态敏感区域；在施工建设阶段，其采用生态友好型工艺减少对当地生态系统的扰动。这种系统化披露方式，既展现企业生态责任担当，也为利益相关方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在生态多样性保护方面，汽车行业整体披露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企业仅以“未发生重大生态破坏事件”等模糊表述一笔带过，缺乏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量化评估与实质性管理措施披露。这种现象反映出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知不足，亟待通过监管引导与行业实践示范，提升整体披露质量。

境内外上市车企环境议题选择与披露对比分析

1. 环境议题选择上相似程度较高

通过对2024年度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梳理发现，境内外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在环境议题选择上呈现出高度趋同性。首先，应对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行业共识，无论是仅在境内上市的车企，还是在境外上市或是境内外同时上市的车企，均将其列为核心披露议题，并结合企业战略与行业特性进行深度披露。例如，上海某汽车公司聚焦新能源技术研发与产能结构调整，重庆某汽车公司强调绿色供应链管理，均通过差异化披露展现企业气候应对策略。

其次，与汽车行业特性紧密相关的循环经济议题同样受到广泛关注。有些车企通过披露电池回收利用、零部件再制造等内容，凸显行业绿色转型实践；有些车企则将循环材料应用与绿色包装纳入披露体系，展现全产业链资源循环能力。这种议题选择的趋同，既体现行业共性环境挑战，也反映企业对利益相关方核心关切的积极回应。

2. 涉境外上市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披露质量更高

相较于仅在境内上市的车企，涉境外上市的车企（包括仅在境外上市与境内外同时上市的车企）环境议题与指标披露质量更高、范围更广。以温室气体排放指标披露为例，涉境外上市的车企在满足境内准则要求的基础上，参照国际标准（如IFRS S2）进一步披露了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并按员工差旅、供应链、运输等活动类型进行细分；还有些车企则额外披露甲烷、氧化二氮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尾气排放密度。相比之下，多数仅在境内上市的车企仍局限于范围1、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排放总量、密度等《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中的基础披露要求，还未对披露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做好准备，与国际广泛适用的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废弃物指标上，涉境外上市的车企披露信息的颗粒度也更加细致。如会关注有害废弃物、无害废弃物总产生量、密度、排放强度、回收处理量，生活垃圾总产生量，工业可回收、不可回收废弃物总产生量等。部分境内上市车企可能仅披露了固体废弃物合规利用处置率等信息，披露信息的颗粒度程度较低。

水资源利用指标上，也存在着涉境外上市的车企披露质量高于仅在境内上市车企的特点。如涉境外上市公司会披露总取水量、总排水量、总耗水量、耗水密度生产用水消耗量、密度，并按照用水类别、排水类别划分水资源利用情况（如工业用水资源循环利用量与利用率等信息）。相较而言，仅在境内上市的车企在水资源利用指标方面所披露信息的颗粒度及内容不及涉境外上市车企所披露的指标丰富。

总体而言，涉境外上市的车企在环境议题选择与指标披露方面的细致及丰富程度相较于仅在境内上市的车企更高，信息披露质量也更高。这种披露质量差异的背后，既源于境外资本市场更严格的监管要求，也反映出涉境外上市的车企在可持续发展或ESG管理体系建设上的先发优势，其精细化的披露实践不仅可以提升车企的国际竞争力，更为境内同行提供了重要参考范式，对于推动汽车行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或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整体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结语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在环境议题的选择与披露的过程中，可以将ESG评级领先企业及涉境外上市车企的披露实践作为重要参照，深入研究其在环境议题选择的前瞻性、指标披露的完整性及管理措施的有效性。通过对标分析，车企可结合自身战略定位与运营实际，优化环境议题管理流程，完善披露内容与形式，从而提升可持续发展或ESG信息透明度与市场认可度，在全球绿色竞争格局中构筑可持续发展新优势。同时，也建议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关注监管动态，提前布局符合国际标准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或ESG信息的披露体系，规避跨境经营中的合规风险，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对任何提及“香港”的表述应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脚注：

[1] 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7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第5条。

[2] 见《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守则》第14条。

本文作者

吴青

合伙人

合规业务部

wuqing@cn.kw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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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各类诉讼及非诉法律事务

吴青律师环境立法经验丰富，熟悉环境司法和环境行政执法，目前担任生态环境部法律顾问、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审判咨询专家、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察研究分会暨执法分会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建言献策专家组生态组专家，并曾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吴律师擅长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各类诉讼及非诉法律事务，包括环境合规调查/排污许可合规调查、ESG/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及环境刑事案件代理等。服务的客户涵盖汽车、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医药、电力、建材、污水处理等行业的大型央企、跨国公司、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吴律师于2020年-2024年连续五年被《钱伯斯大中华区法律指南》评选为环境法领域第一等律师。